最后岁月里的倪柝声
（与倪柝声弟兄一同坐监之弟兄的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属灵的长辈，我来自中国上海。我本来是教师，一九六○年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反革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关押在远东最大的监狱－上海市的提篮桥监狱。一九六三年，因监房调动，把我和倪伯伯调在同一个楼面，同一个小组，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从此，和倪伯伯结下不解之缘。
提篮桥监狱相当大，一共有十幢楼房，每幢楼房（即每个监房）有六个楼面，每个楼面有九十个房间。如果平均计算，每个房间关三个人，一个监房就可以关一千六百二十个人。这么大的监狱里，在几万个人当中，要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号监房里相遇，我和他相处前后一共九年，其间曾分开过两年左右。感谢赞美主，最终又把我们带领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提走前两天，我们才分开。
二十三年前，我在上海和余弟兄相遇时，我曾问过他，倪伯伯这么好的人，一生爱主，为什么这么苦？今天我才清楚看到，这就是他的职事，就是受苦的职事。虽然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今天的职事，全世界都接受了。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得着，但是他得着了主。他的返照是让我们透过他看到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这瓦器里有宝贝。弟兄姊妹，我亲身看到他一生所经历的，种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今天下午，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
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岭劳改农场，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年纪又大，步履艰难。我们住的地方，离开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远。我们是住在下面，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边上。到食堂去打饭，要爬过两个陡坡。这对倪伯伯来讲，根本办不到。所以每天三顿饭，都是我帮他打，带回来吃。忽然有一天，狱警把我找到办公室。他问我为什么天天帮倪儆夫打饭。我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坡他是爬不过去的，我帮他打饭，照顾他，是应该的。’想不到这个狱警把脸一沉，对我说，‘胡说，他是装病，让他自己去打饭，以后不要你帮他打。’这很清楚，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倪伯伯。当然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警告。
过了几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饭，伙房里的工作人员对我说，狱警已经通知，谁都不能帮倪儆夫打饭，他要自己来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回到宿舍里，一五一十的把情况告诉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我叫他赶紧想办法。我就坐在他旁边，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他说，‘我愿凡事顺其自然。’我听了他的话，大吃一惊。我真是又气又急，没有想到他怎么讲这样一句话。‘你不想吃饭阿？’我不想去顶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饭分一点给他吃。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本来中午是吃五两饭，现在我可以对食堂伙夫说，今天我劳动累了，我要多买一两。食堂不会怀疑我。我就打六两饭，回来后，我把二两饭给倪伯伯吃，他年纪很大，二两饭就够了。我吃四两，虽然少一点，但还可以过得去。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分而食之。难关也终于渡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狱警叫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带给他。原来信上写着，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断了两根肋骨，正在医院抢救。我一边劝倪伯伯不要着急，一边叫他赶紧打报告，要求回上海探亲，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当时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满，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个都不释放；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可以回去探亲一次，为期半个月。我想，现在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可以让我们回去一次罢？
一开始狱警对倪伯伯说，让我们考虑考虑。后来又说，你心脏病这么厉害，路都走不了，怎么回上海？倪伯伯对他们说，我可以陪他回去。但狱警又说再考虑考虑，这样一拖就拖了半个月。当我们再去问狱警时，这个监警干脆把脸一板说，‘你回去干什么？你又不是医生。况且你老婆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我们了解过了。我们研究过你要求探亲的报告，我们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话都没有同他们争辩，也不让我和他们讲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的祷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动，就问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祷告？’我说，‘没有，他是在作气功。’后来狱警也来问我，我也照样的回答他，没有。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没有停止过祷告。
终于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看到倪伯伯泪流满面，原来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伤。我一面劝倪伯伯不要悲伤；一面鼓励倪伯伯再打报告，要求回上海奔丧。我想这一次总该批准罢？想不到左等右等，还是不批准。狱警说，‘人已经死了，你回去有什么用？’弟兄姊妹，有谁受过比这个更痛苦的折磨么？倪伯伯心痛阿！他忍受下来了，九个月以后，倪伯伯也离开了我们。
倪伯伯除了在身体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喊：“主啊，我爱你。”在中国大陆也可以随处喊：“主啊，我爱你。”但是当年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是不能喊的。倪伯伯一生爱主，却有二十年之久受限制，人不准他喊一声：“主啊，我爱你。”你们想一想，如果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母亲，我爱你。”不准你喊一声：“亲爱的女儿，我爱你。”或者二十年不准你喊一声：“妻子，我爱你。”你受得了么？然而倪伯伯忍受了这一切。今天让我们因着他，一起高声喊：“哦，主啊，我爱你！”
http://www.jdjys.com/vod/html/953.html倪柝声弟兄诗歌集
记倪柝声夫妇末后二三事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来12:2）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14）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我的姨婆倪师母（张品慧姊妹）年轻时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她一直是倪弟兄的贤内助，公公（倪弟兄）入狱后，她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在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及高血压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心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连续审拷整夜，我们在外面只听得阔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一声声像是抽打在我们心上，但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眼睛被打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那期间她的眼镜被打碎几付，连最起码人格都得不到尊重。多次她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勒令她们这样站着达数小时之久，目的是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最后红卫兵忍不住了，分别一一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说：“信！” 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一下一个扔到她们身上、头上，说：“带着你们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吧！”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当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都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所有的圣经、诗歌都抄家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地藏下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树后面发现一本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这些没有圣经年代里，这一本小小的圣经于我实在太珍贵了。
每天早晚两次，婆婆被勒令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却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还要惨遭凌辱和迫害。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众人所弃的“反革命份子。”有一次在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林前4:9）圣经上早就命定了。”
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不停地默默祷告，始终是靠主站住，没有羞辱主的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喊她“白头发”，人人都知道，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是为了她和她丈夫的信仰受到监督劳动，和非人待遇的，为了主耶稣的名，成了一个众目共睹的美好见证。
1970年，当我被送去农村插队落户时，（当时所有初中毕业生都被送到农村当农民），婆婆每天都为我祷告。1971年春，我临别上海前，婆婆流着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我在农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是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的。
公公（倪弟兄）于1952年被捕之前，有机会为教会事宜去香港，当时有许多人都劝公公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很清楚神为他定的道路——“我的结局，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他回来后不久，即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57年，15年刑期满了，他们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什么？主对于他实在是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所谓的“人间自由”，在狱中十五年之后，甘心继续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表态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一起，小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他们越狠地虐待他，自己就越能立功。曾听狱中难友说，公公的一件棉背心也被他们打烂了，可想而知，为了不放弃信仰的表态，他吃了许多苦。当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他的刑期又满了，公公就被秘密押送去上海郊区的青浦县青东劳改农场。此期间，婆婆还被批准去看过他一次。然后又突然音讯全无好几个月，事后才知，公公又被押送到更苦的地方——安徽深山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在这之前已被允许与公公通信。（曾有一段时期连通信都不准，所以无人知道公公当时的去向。）婆婆从中风开始到去世仅仅三天，这也正是她在世时向主所求的。她患有很严重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知道最后总会死于中风，所以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生中风就很快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受长时间之苦痛。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从中风昏迷到去世只有三天，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后，我们不敢马上报告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他。但是自从婆婆病危直至此期间，他似乎有预感，不断来信询问婆婆的身体情况。他信中十分迫切地想早点出来与婆婆团聚，好在病中服侍她。当大姨婆（倪师母的大姊）与孙女一起于1972年初去安徽看公公时，知道他的心脏极其衰弱，婆婆的去世是一桩使他万分痛心的事，因婆婆是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事后听同房的难友说，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他的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的身体非常差，他曾说：“我的刑期，像是与我妻子的生命在比赛跑，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许许多多苦。
公公入狱前，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于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二十年，他们两夫妇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当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罪名，来诬告他，当时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对他最了解，婆婆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的缘故，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公公关在提篮桥监狱时，婆婆也去看过他一次，再后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为婆婆的离世，公公非常难过。听同牢的人说，他曾悲痛多日。4月22日从他给大姨婆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这些年来，一个又一个重重压迫，并没有使他气妥，因为他所仰望的，乃是这位叫我们不失望的神。
1972年 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了，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这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最忌震动的心脏病垂危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临离去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当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劳改农场干部还说，他写了许多本的“反动日记”，那是他在狱中对于真理的新的亮光，但这些珍贵的手稿都无法从狱中拿出来，除非神特别保存它。
公公在狱中有一难友将他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们，公公在世时一直为此祷告，当公公去世后不久，他得救归主了。
公公去了，他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来11:13）“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11:16）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的殉道者一样，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在那里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也激励我们更忠心向着主。
雷达卡
发表于 2009-5-12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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