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相互影响

西缅之歌

基督教和现代科学的相互影响

——摘自《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大多数很少考虑到一些预先假定的事正在支持着他们的工作。然而在一个科学群体中，成员所共同抱定的哲学原则，却差不多就是他们的“信念条文”，缺乏了这些，群体便不复存在。某些假定（如下列的1和2）是任何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所必备的；另一些（3和4）纯属方法上的原则；其他（5和6）则可看作道德和社会的原则，是科学迈向群体事业所必须的。

1?自然界的秩序：自然界有其根本的秩序，这个秩序可以从发现到的形式和规律中显示出来。这样的知识是可获得的，尽管知识的变动是无限的，但人类的智慧是有能力去学习的。

2?自然界的统一性：自然的各种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统一的（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于此处实验室中的某些现象，也可能发生于世界的其他地方。

3?感官知觉的有效性：人类可运用其感官或感官的延伸（如温度计或伏特计），而取得可靠的资料。

4?简易性：如果两种理论或解释都符合数据，则通常会取用较简易的。例如，无论就符合现有数据的情况看，还是就预测天象的准确性看，哥白尼体系并不比托勒密体系更好，但它在数学上却简易得多，能够以不太繁复的207方式去解释观察数据，于是哥白尼体系被采纳。

5?道德责任：一般人都期望，科学家能够忠实地报告他们所作的实验结果，让其他人对这些数据充满信心，并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

6?一致认同：在世界各处同一学科中，运用相似程序和设备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都会对研究结果作出测试，并且给予相对的客观性评价，这种接纳是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而他们是一群训练有素、技术纯熟的观察者，当能胜任。

宇宙有几个基本特性，能使科学工作成为可行性的工作。Stanley L.Jaki,Cosmos and Creator(Edinburgh:Scottish Academic Press，1980)，P54-55.被观察到的实体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受观察者的影响而自行存在；它们亦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且须经过一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宇宙存在的形式不是必要的，而仅是若干可以想象的形式之一。因此，科学可以透过考察宇宙的本来面目，在实验场上测试假说和模型，以发现宇宙的形式和规律。

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实而合理的宇宙何以存在，科学只能做出一些假设，以便进行调查研究。这种信念无论在历史上抑或在哲学上，都依赖圣经中创世的教义，直接引出基督教在科学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里，以几行字就可说明，基督教是新科学的重要伙伴而非敌人。首先，科学是在基督教一神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文化中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圣经启示中的上帝，在个性上是一致的，在创造活动上则是有条不紊的。那么，一切事实存在都有其固有的规律这个观念，也是可以理解和可以预言的，而这些都成为任何理性或科学活动的基础。参见Stanley L.Jaki,The Road of Science and the Ways to Go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第二，自然界具有偶然性这样一个重要概念，乃是具有基督教根源的。存在于规律性中的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上帝所维持的——这个信念在牛顿思想中占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中也被表述得明确而有力。根据圣经创世的教义，偶然的可理解性（contingent intelligibility）这一概念成为经验科学的根基。M.B.Foster，“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Mind 43 (1934):446-468.换句话说，要理解自然界，不能靠那些固有的、不解自明的原则，而必须靠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万物本身并不是透过我们的想象而存在；宇宙之存在，是上帝自由独立创造的结果。它正是上帝所创造的那样，有一个偶然的、结构开放的规律，已经超过我们有限的定理和方程式所能掌握和界定的范围。宇宙因此而有意想不到的迂回曲折。

科学是永远前进又永无止境的。科学知识那怕只是关乎现实微小的一部分，也永不是完全和彻底的。不过，尽管科学家知道的只是某部分，但通过他们在宇宙中的持续漫游，总可在“真理”里赢取某些领悟。我们研究过的那几位科学家就深信，他们的理论绝非为迎合数据而臆造的数学构想，而是对物质世界的真实描写，正像上帝所创造的那样。

 

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这四位科学革命的先驱者全是基督徒，其他许多的科学家如培根、玻义耳（Boyle）、帕斯卡和雷（Ray），也都是基督徒。他们绝不以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会跟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相抵触，相反地，他们把探究自然一事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职责和殊荣。四人之中唯有伽利略与教会领袖发生冲突；而且伽利略的论战大部分都归咎于科学组织的长期对立，且又因某些科学家好争辩的性格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于是使问题变得更为激烈。伽利略的论战并不是科学与神学之间无法避免而争执的典型例子，相反地，它只是一个例外。

最后，宗教改革对新科学作出了难以估计的贡献，这一点却与人们一般的观念相反。W.Jim Neidhardt,The Open-Endedness of Scientific Truth(Hatfield，Pa.:Interdisciplinary 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1983).欧洲大陆的改革家在神学的背景下对科学持守一个正面的观点。加尔文写道：“如果我们把上帝的灵看作是真理的唯一根源，我们便不可背弃真理，在任何情形下藐视它，否则，我们便使上帝的灵蒙羞了。”John 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ed.John T.McNeill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1960)，vol.1，P273-274.他又说：“天文学不仅有趣，且非常有用；无可否认，这门艺术揭示了上帝的惊人智慧。”John Calvin,Commentaries on the Book of Genesis,ed.John King (Grand Rapids:Wm.B.Eerdmans，1981)，P86-87.不过，加尔文和路德都注意到，过分致力于科学，会将人们的注意从上帝移开，并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自然界的进程并不受上帝的掌管。

正如哥白尼以后几十年里大多数的天文学家一样，加尔文和路德都接受了托勒密体系，然而他们并未把自己对神学的理解跟当时流行的宇宙观联结起来。从圣经里找寻证据来为天文学辩护，那是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路德对哥白尼曾作过一次评论，可惜的是，该评论经常被断章取义和歪曲；他的一名学生记下了一次在餐会上的谈话，写成《餐桌谈话》（Table Talk），内中记述了1539年6月路德对哥白尼的评论：“这个蠢才要把整个天文学艺术搞乱。”John Dillenburger,Protestant Thought and Natural Scienc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0)，P37-38.路德这位改革家很可能曾说过这番话，不过该谈话并未在其他人的报告中出现。直到1566年，该谈话才公诸于世。这句话在路德去世二十年后，才被认为是他未经思考所作的评述——尽管很多科学史的书都如此记载——很难成为他反对新天文学的佐证。

17世纪的英国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与历史学家常常假定的那种冲突不同，科学和宗教双方都从肯定的方面互相影响。新派教徒渐渐接受新科学的看法，认为新科学是支持传统基督教哲学的，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正在清除对自然界有物质倾向的力学观点。清教徒在确立牛顿科学的活动中成为主导，并在许多大学中渗透。在圣经的传统里，一向对为荣耀上帝而作的体力劳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样无疑促进了机械艺术和实验工作。甚至在牛顿以前，哥白尼学说就广被处于新旧英格兰的清教徒思想家所接受。及至17世纪末，他们在皇家学院中占了大多数。Charles Webster，“Puritanism，Separatism，and Science,” in Lindberg and Numbers,God and Nature,chaP7.

 

 

（《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赫梅尔（Charles E?Hummel）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