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的危机 [作者] 江登兴
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 预备百姓的路; 修筑修筑大道, 捡去石头, 为万民竖立大旗。 ——《以赛亚书》62:10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加拉太书》5:1
前言 当代中国教会发展的分水岭 作者初信主时,曾经拜访已故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先生听说我是基督徒,对笔者的信仰赞同之余,也不无忧虑地对我说:“中国文化是个酱缸文化,任何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小心变质,包括基督教。”我当时不以为然,相信基督教一定不会被中国文化异化。 先生已逝,然而,随着对中国教会渐渐有了一些了解,我对李先生以上的告诫却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的一系列教案,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教会内部的一些情形。这些了解加增了我对中国教会的危机感。 当中国基督教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复兴的时候,主要的复兴工作是在农村,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农村,这一地区民间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 这一复兴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环境的限制,加上本土传统的因素,导致教会的组织形式带上了传统的江湖色彩。如果说,韩国教会建立的典型模式是基于东方儒家传统对权威的尊重,再加上“个人魅力型领袖”,建立巨型教会的话,那么中国教会,特别是中原教会的典型模式则是“个人才干冒险型领袖”在底层隐性社会建立起巨型的团队。 以大型团队为代表的前二十余年中国教会以农村为主的复兴,到现在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其标志就是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教案:华南教会案、方城张荣亮案,等等。至于“三班仆人”徐圣光死刑案,该教派一般不被正统基督教会所接纳,属于旁枝,但其治理机制也是值得考察的。 一系列教案之后,随着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收紧,以及大型团队内部的分裂、腐化等一系列问题,基本上可以肯定,今后以大型团队为代表的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将成为过去。中国教会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在这样一个时刻,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总结、分析不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以往教会的治理机制。 考察中国教会治理上所存在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中国教会开始再次复兴后,中国人主要不是从圣经中学习教会治理的方式,而是以中国人的传统组织模式来治理教会。由于专制主义传统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影响,专制主义的传统也随之被带入教会的治理当中,并且产生了随后的一系列问题。 为此,本文想先考察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然后分析中国教会治理中的实际情形,及其与专制主义传统的相关性,最后探讨圣经中关于治理的原则,并且尝试做出一个展望。
一 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 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 这里所提到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曾国藩说:“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而六纪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人卑者和晚辈对于尊者和长者是绝对服从,而长辈和尊者对于他们则享有权威,并且这种权威都得到了宗教性之“天”的支持,这样就使权威成了绝对的权威。传统中国人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由此产生出许多的伦理原则和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 李慎之评论道:“(陈寅恪)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确实只有希腊柏拉图所说的Idea可以相比。” 李慎之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都差不多。它基本上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人的政教礼俗。” 今天,传统社会虽然已经解体,但是,一个文化最难改变的是它最核心的部分,在传统社会外表解体后,它可能以深入骨髓的方式无形地影响着后人。 那么这个专制主义传统给中国教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为了分析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对于中国基督教的影响和渗透。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我还是要引用李慎之先生的描述,不过,我盼望能够尝试从基督教的角度,对中国专制主义灵性层面的成因,以及该灵性成因对于制度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 根据李慎之先生的分析,中国的专制主义主要有如下特点: 1)利用类似宗教的神圣性维护统治权威,(也可以叫做“神道设教”)。具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借外国的术语来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这样专制统治的政治权威就被加上了宗教性的权威,更加绝对而不可侵犯。 2) 专制主义人情化,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皇帝是众人之父,皇帝不仅有政治的权威,更有伦理的权威,他是众人的父亲。 3) 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在范围上,一切的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身。在治理上,以金字塔形的结构委托任官吏,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4) 当然,为了统治的方便,专制主义政治一般倾向于实行愚民政策,让下级绝对顺从上级。这也算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 我个人认为,综合以上诸点,可以从权威特点、治理模式、治理伦理三个方面对专制主义进行一个基本的总结: 1) 权威独占:就是权威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比如以专制主义的头子皇帝而论,他是集中了政治上的元首,人伦上的父亲,宗教上的天子三样权威,政治、伦理、宗教三样权威加于一身,这个权威当然是无法反抗的。 2) 治理模式:采用的是金字塔形中央集权统治。 3) 治理伦理:在治理伦理上强调下级对于上级的绝对服从。
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中国专制主义的三重城墙”。
李慎之先生对于专制主义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然而,他没有指出,何以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以后成形,并且维持两千二百年未变,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甚至变本加厉。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专制主义的成因,人们可以从政治文化各个角度分析,然而意识形态的角度是不可少的。如果从宗教角度来看,这个集中了三样权威的皇帝,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上帝”的观念。而这样权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形成恐怕有如下几个宗教上的原因: 1) 出于上帝放在人们心中的本能,人都渴望崇拜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而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位上帝,或者对于这样的一位上帝的信仰失落了,人们会倾向于去造一个假神,或许中国古代曾经存在对于上天的信仰,然而在东方上古对于上天的信仰失落以后,由于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超越性的宗教可以满足中国人的宗教渴望,于是,中国人把所有意识形态的根源都系于假神——皇帝——于一身,并且把残存的对于上天的敬畏也加诸于皇帝身上。 2) 没有超越性的对于上帝的信仰,国家与政治的一切秩序的存在,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缺少了一位超越众人之上的调停者,于是就乞求于一位在人间高高在上的专制者。所以权威高度集中,也是出于统治的便利和寻求集体安全的可靠性。
二 中国教会治理传统的个案考察 由于研究的肤浅和占有资料的有限,在以下的分析中,笔者尝试举出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分析专制主义传统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些案例具有典型性,但不认为能够反映中国教会的整体情形。 1949年以前,中国教会多由西方传教士所建立,治理的责任一般由西人承担,而此际,中国本土起来的两个大型的教会,一个是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一个是倪柝声的聚会处。我们看一下聚会处的治理。由于见识的粗浅和手头资料的有限,我主要引用梁家麟先生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所提供的资料,不过我尽量只引用倪柝声先生的原话。 1、权威来源与特点 (1)、权威的神学支持
在基本真理上,倪柝声宣称他看得比古代教父革利免,乃至奥古斯丁、肯培??多马要更远。他宣称保罗已经把主的启示全都写出来了,但是“向来教会总是在丢东西,把主所给的丢了……有人得救是十成的,有人得救是一成的。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恢复主所给我们那十成、完全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148-149页,以下除特别说明外,倪柝声的有关资料都引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这里,倪先生虽然尊重了圣经,却把自己置于整个教会的传统之上,使自己获得了一个特别优越的位置。我们知道,圣灵不仅启示了圣经,他也在历史上引导众圣徒,而基督教会合乎圣经的信仰传统就是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下形成的。任何人如果把自己特别置于整个教会传统之上,都很危险。
倪柝声不仅宣称自己拥有特别的,对于真理的把握,他进而在教会生活中宣称,教会领袖拥有代表上帝的权威,就是“代表权柄”。他说:“在圣经中,绝大多数的权柄都是代表的权柄;我们说顺服权柄时,都是指顺服代表的权柄。权柄直接的显出不是元首的显出;顺服权柄就是顺服元首。为这缘故,神的儿女应该学习顺服。”(164页)
我们有意思地发现,“代表”这个概念这几年刚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热门词汇,中国教会的传道人比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先进了整整半个世纪!
在这里,把上帝的绝对权柄与教会领袖的权威完全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教会领袖拥有类似于上帝本身一样的权威。而圣经中,上帝最厌恶的就是受造者僭越自己的位置,上帝曾经质问道:“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赛46:5)
倪柝声又说:“在事实上我是与教会合一的,不过教会没有出去,我现在所说的话,就是教会说的话。”(168页)
黄渔深向倪柝声质询道:“我想你不会不明白,你已经用‘教会’两个字,造成了一个新的‘居间阶级’。在事实上,你周围的人,差不多把你当作教皇看待,有些人几乎半公开的宣称,倪先生的话是天经地义,倪先生的行动是金科玉律。这一切情形都是在‘教会’的名义下被掩护的!”(170页)
(2)、权威的独占性 梁家麟特别评论到,倪柝声认为:“上帝在不同时代兴起不同的人,领受他的启示,恢复圣经的隐藏真理。每个时期……都有恢复上帝真理的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代理者,而此代理者便是生命的垄断者与上帝的代言人。”
他认为“时代的职事”“都是代表主”,是主在该时代的代表。(150页)
“倪氏进而宣称,教会里只有一个教导职事,只有一个基督的代表。”(165页)
这样的神学,难免为当事人自己建立了独一的权威,把自己置于特别优越的位置上。
在中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皇帝取得了代表上天权威的,绝对而独一的代理权,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权威。如果一个人在基督教内也做类似的宣称,他将是何等的僭越呢?
在圣经中,保罗也宣称他拥有独特的启示,是上帝施恩给他,让他将“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宣扬出来。然而,保罗由此要建立的是他的教导的权威,而不是他个人的权威。并且,保罗一再宣称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2、治理模式:耶路撒冷模式——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
应当注意的是,倪柝声过去对于教会的治理模式是侧重于地方自治的安提阿模式,但是1948他于上海复职时,改变了这种观念,而提出耶路撒冷模式。他说:“当初命令是从耶路撒冷起首的。在圣经里,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工作。神设立耶路撒冷作工作的中心。”(153页) 倪柝声不仅强调教会的中央集权模式,更强调在这个模式中个人独特的权威,“一直到哥尼流家里为止,神的路是这样:在耶路撒冷做工的人中,有一个人在那里领头……这是彼得。”(155页)实际上,彼得起初是起到了带头的作用,但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治理一直是众使徒在执行治理,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给予彼得在行政上特别的优越地位。到后来,彼得甚至当众被保罗责备。 3、治理原则:配搭——无条件地顺服
“配搭”是倪柝声教会治理观念中的一个关键词。梁家麟评论说:“‘配搭’便是承认自己不是话语的出口,而甘心为身体其余部分。简言之,‘配搭’就是顺服权柄。”(150页)“他认为,最理想的顺服表现就是无意识的、自然的,肢体与身体完全联合,肢体对身体完全顺服。”
1948年倪柝声复职后,传讲“交出来”的信息,包括“(一)工人要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接受中央调配安排;(二)各地教会要将工作的自治权交出来,不可搞地方主义,得接受中央指挥;(三)信徒要将自己的财物交出来,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一样。”(57页) 这种“奉献一切”与《使徒行传》中“奉献一切”的情形不同,初代教会的奉献是在上帝的爱激励下所产生的自愿行为,而这里是命令加动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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