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中華歷史七個重要轉捩點
一.從禪讓到世襲
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他們彰顯了「傳賢不傳子」的胸襟與美德。春秋戰國以降,在儒家的思想中,堯舜實在是所謂「內聖外王」的典範。
但是到了禹的時候,這禪讓的傳統就中斷了。禹的王位由他的兒子啟所繼承,相傳有兩個主要原因:
1.夏禹本來決定讓位給伯益,但禹死後,禹的兒子啟爭國位,殺伯益而稱王。
2.夏朝時,中國已從母系社會發展到父系社會。在此背景下「傳子不傳賢」是可以想像的結果。
總之,夏朝開始了君主世襲的制度。中國上古史這一大轉變,直接影響了以下數千年的中國政體、社會與民生。
二.從敬天到崇人
商周之前,三皇五帝時,中國人敬天、祭天。他們的「天」並不是指空氣或太空,而是有位格的天。所以中國人說,「天知道」、「天報應」、「老天爺」等。雖然他們所領悟的僅只是神學所謂的「一般啟示」,但是他們對冥冥之中一位天上的「權威」之存在卻是深信不移。
事實上,這種「一般啟示」的領悟一直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大量湧現。中國的詩詞歌賦充滿對大自然﹙受造之物﹚之歌頌,對山水雲天的欣賞,對四季變幻之讚嘆!宋儒蘇東坡在《前赤壁賦》裡,竟脫口而出的提到「造物者」三個字:「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一20﹚正是這個意思。
但是中國上古的敬天之風,到了春秋戰國時,被雜然前陳的諸子百家之聲所漸漸淹沒,人的思想充斥世上,主導一切,可謂人本代替了神本,人類自己開始當家。
三.從割據到統一﹙秦併吞六國﹚
西周之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群雄割據狀態,逐漸形成了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到了主前二世紀,秦國靠商鞅變法,張儀之連橫,李斯之離間,及范睢之遠交近攻而併吞六國,統一天下,中國正式的進入了人治時代。
秦始皇廢封建,設郡縣,建阿房宮,北築長城以禦匈奴,焚書坑儒以絕後患,兇殘暴虐,民不潦生。秦二世昏庸,引起革命而亡。
四.從多元到單元﹙漢初罷黜百家,崇儒尊孔﹚
漢武帝罷黜了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而單單的崇儒尊孔,以致儒家從此一枝獨秀,成為以後兩千年中國的主流思想,又得到後來韓愈等人發揚光大,使儒家在中國文化中取得正統地位,不單主導華人社會直到如今,也深深影響了韓國、日本、越南等鄰近民族。
儒家主「性善」,在倫理道德方面有極高的教誨,並且有些地方符合聖經教訓﹙如孝敬父母等﹚。但儒家的基本難處是堅信「內在的超越」,意思就是:人靠自己的努力、修心、養性,可以達到「至善」的地步,可以進入「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境界,即所謂「人人可以成堯舜」。﹙註:堯舜也是罪人﹚
此一樂觀思想建基於人本主義,其基本信念是「人能夠」,神學稱此為「自救論」(Auto-soterism),意思是人類憑自己本身的力量與進化可以自己拯救自己,可以建立人間樂園,可以一步一步登上天去,甚至宣告說:「人定勝天」!可是中國四千多年歷史中的痛苦與失敗告訴我們,儒家的信念只是一個樂觀的理想,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
基督教相信人是「性惡」的,人需要「外在的超越」,神學稱為「代贖論」(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意思是人無力自救,必須依靠外在力量的幫助。這外在的力量,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耶穌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使我們因相信祂而罪得赦免,得到永生,成為神的兒女。這是唯一的救恩,聖經說:「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但是「自救論」適合人一般的胃口,適合人驕傲的心,人願意「自己有辦法」,不願接受外助,但是基督教的道理「代贖論」需要人謙卑,承認自己的不完全,肯接受外來的幫助﹙主耶穌的救恩﹚,因信得救。
儒家傳統,雖然給了中華民族很多優良的倫理道德觀念,但卻同時培養了炎黃子孫們的自滿、自足、自義的心態,不肯謙卑來到主耶穌面前,接受祂為救主,進入這天下人間唯一的救恩之路,惜哉!
五.從關閉到開啟﹙西方叩門﹚
從希臘和羅馬時代直到近世,世界歷史的中心點一直是歐洲﹙美國實際上是歐洲的延伸﹚。當我們讀世界史時,主要是讀歐洲史。在世界五大洲中,歐洲最小;但是歐洲文化的衍生與震盪,卻多次多方的影響了全人類。諸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民主政體、愛國主義、普及教育,以及歐洲在天文、地理、生物、化學、物理、醫藥、科技等方面的驚人成就影響普世,更重要的是歐洲基督教會,如德國的敬虔派和莫拉維弟兄會等,自十八世紀初開始的普世宣教運動,影響尤鉅!
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歷史中曾多次有外人進入中華,但是能夠使中國的國門大開,外人在中國長期居留並對中國社會、文化及民生發生重大影響的,乃是最近兩百年的事。「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三1﹚,神的時間終於到了,古老的中國在西方人士連連叩門之下,終於勉強的打開了國門。
外來之人的身份與目的各有不同,品質也良莠不齊,因而給華人留下極大不同的印象,影響中國人對外人的心態直到如今。
1.基督教來華——1807年,馬禮遜
英國宣教士馬禮遜於1807年﹙清嘉慶12年﹚抵達澳門及廣州。他是基督教到中國的第一位宣教士。馬氏精通中文,著有漢英字典;每日除醫病、傳福音外,並將聖經譯成中文。經七年之傳道,第一位中國人蔡高信主、受洗,不久第二人梁發信主、受洗。馬氏終生在廣州傳道,於1834年去世。梁發繼續教務。自此西方宣教士來華日增,福音漸漸廣傳。
基督福音真光,藉著馬禮遜終於照耀在中華大地,打開了華夏神州福音之門。在整個中華歷史中,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註:2007年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是福音來華兩百週年!唯願中國及海外普世華人教會,為此日子多多禱告,求主指示我們如何紀念此歷史性的一年。求主藉著2007年,使華人教會緬懷西教士們為福音來華而付出的無比代價;也求神藉此重要日子,提醒普世華人教會積極工作,不單使普世華人聽見福音、接受福音,並使華人教會成為普世宣教的隊伍,差傳精兵!
2.新文化來華——西學東漸
因受基督教文化的濃厚影響,歐洲文化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超越了「獨善其身」的態度,而有「兼善天下」的心懷,因此歐洲未將本身文化據為私有而不外揚。從十五世紀開始,歐洲人,特別是基督教民族,逐漸將本身文化攜帶至世界各地。
此種情形明顯到一個地步,詩人Rudyard Kipling稱之為「白種人的負擔」。歐洲基督教會以「道化世界」為己任,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處。歐洲國家及社會領袖們以「歐化世界」為目標;幫助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辦教育、學科技、築鐵路、設醫院、推動識字運動、民主意識、男女平等、刷新政體等。
歷代來華的歐洲代表人物,如:1271年來華的馬可勃羅,1583年的利馬竇,1807年的馬禮遜,1854年的戴德生,1875年的李提摩太等,莫不將本身學識或信仰盡量傳遞給華人。
當然在這一切的運作中,也滲有別具用心的政客與商人,以侵略或謀利為目的,以致造成了國人對外人極端的誤會與反感。因此傳福音熱愛中國的宣教士們亦遭受池魚之殃,同被排拒,這是極為可惜的事。
更為可惜的乃是,當國人初接觸西方人與物時,率皆鄙視棄絕,不屑一顧。到後來從痛苦與失敗中看見了西方的先進,於是轉而積極學習西方。一方面因羨慕西方的「船堅砲利」而學習科學﹙賽先生Science﹚,高唱科學救國。另方面羨慕西方的政體而仿傚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康有為、梁啟超,及年幼的光緒皇帝的維新運動,以及以後的洋務運動等,都是非常可嘉的邁向「現代化」的努力。切望得到西方國家科學與民主的優點。但是,只差了一步!這一步卻是非常重要。這一步是甚麼呢?
我們的國人﹙今天多數國人仍是如此﹚,只看見了西方世界的科技與民主之可貴,但沒有進一步思想這些科技與民主是怎麼來的?我們只知道欣賞「果」,而沒有思想「根」在哪裡?這種求果不求根的心態,造成了百餘年來,中國人對西方又羨又恨,又擁又怕的情結。我們罵西方,恨西方,但是卻都往西方跑,都盡力送兒女去西方留學!
我們需要靜下來認識一下,西方科技與民主的真正根源,乃是來自基督教文化的感召與動力。西方的科學家與思想家,大多數是基督徒,是信奉上帝的人。上帝憐憫人,賜人智慧,能夠了解並使用大自然﹙科學﹚;上帝並賜人愛心與公義,使人能夠建立愛而公的政體﹙民主﹚,這是問題的根源。
唯願我們中華民族不單接受西方的科技與民主,同時也接受科技與民主的根源——耶穌基督。
六.從君權到民權——辛亥革命
清朝末年,慈禧專政,朝廷昏庸腐敗,內憂外患日趨嚴重;鴉片戰爭(1839),南京條約(1842),太平天國(1850),義和團(1899),八國聯軍(1900)等接踵而來。國內有識之士發起維新運動,但多次被清廷所封殺,終於引起了全面性的民族革命。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經過十餘年海內外之奔走呼籲,聯繫國內各處地方力量及海外華僑之襄助,終於1911年﹙辛亥年﹚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推翻了當政267年的清廷,也結束了中國四千餘年的帝制。中華百姓從四十餘世紀的君權時代進入了民權時代。
七.從民權到神權﹙最後的轉捩點——轉向神﹚
先知以賽亞出身皇族,在猶大國作先知五十年之久﹙主前745-695﹚。一生活在亞述帝國欺壓之下。他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被主吩咐向猶大人說安慰鼓勵的話:「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賽四十1,2)
中國人有時被稱為亞洲的猶太人,從某些角度來看似乎有點道理。猶太人因背逆神而遭受懲罰,神藉外邦人的手施行管教,盼望以色列人在苦難之中悔改。神同時差遣先知安慰鼓勵他們,使他們不致絕望。
中國人數千年來自足、自滿、自義,沒有追求真神。西漢末年佛教自印度輸入,東漢初年道教開始,中國竟逐漸成了信假神、拜偶像的民族,因而多次多方的受神管教。清末以來,神也差遣祂的僕人們遠道來華,向中國人說安慰鼓勵的話。中國人可以同為福音的後嗣,因信主耶穌,得到永生,成為真神上帝的兒女。兩百年來,好像神藉著祂的眾僕人使女們也在呼喊著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在中國的百姓,要向中國說安慰的話!」
福音初來中國時,受到嚴厲的抗拒與排斥。但是宣教士們前仆後繼的來華傳福音,其中多人以身殉道,以致福音漸漸傳開。但是福音進展緩慢。經過一個半世紀,到了1949年時,全國僅有八十多萬基督徒。但是最近半個世紀的逼迫與苦難﹙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基督徒數目驟增一百倍而達到今天約八千萬之眾!
今天是向普世華人傳福音的黃金時候,苦難帶來了民族的轉機。中國近年的「基督教熱」,給我們看見中華民族福音化時機的來臨;大量知識份子歸主使我們感到中國教會將來成為普世宣教主力之一的可能性。事實上,今天中國教會的快速增長,其中很多因素及客觀環境與初期教會在羅馬帝國時代的快速增長有諸多相似之處。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裡的水,隨意流轉。」﹙箴廿一1﹚今天,那轉動時代的手,似乎在引導這古老的中華民族,經過了漫長的尋索與漂盪,嚐遍了人間的苦、辣、酸、甜之後,至終進入希望是最後一個轉捩點——轉向神!
我們既看見了全能之神在救贖歷史上的作為,以及華人在民族史中對神恩典的回應,在此時刻,擺在華人信徒前面的挑戰與責任是甚麼? |